[原创]韩非子与文化虚无主义_原创文学_嘉峪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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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09/4/2 13:41:11
来自：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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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进入到末期，只剩下两家影响深远的显学：一个是法家，一个是儒家，别的学派几乎都被打败。墨家搞的那一套已不切时用，其下流者沦为暗杀分子，做起黑社会来了，已不成气候；其上流者做起了侠客，与儒家的好武者一道干起除暴安民的事来。这些都是江湖的东西，放不得政治台面上，所以，这两边的影响就没有了。道家已渗入诸家内部，它的独立发展已经结束，在庄周之后，没有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道家学者。后来的道士根本谈不上为道家，他们把迷信与阴阳家混杂在一起，只对个人的长命百岁发生作用，无予于政事，没有什么出息，除了害死几个皇上之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大本领来。剩下的好像还有纵横家，不过，当秦击败六国时，纵横家也就宣告破产了。所以，秦一统天下时，对统治发生局外影响的只有儒家，作为法家最后一个理论家——韩非子要对付的主要是儒家，事实也证明，儒家的影响一直到始皇“焚书坑儒”为止。
     韩非子的学术表面上看很驳杂，有道家的、儒家的、术家的、法家的，所以，说他的学术是“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者”？就是把各种不相干的学术放在一起，并用一个核心的思想串联在一起，使之不仅有一个完整的外貌，且有一个中心的内核。韩非子的学术就属于这样的东西。他对各家几乎没有什么发明，但把各家内在地串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东西：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法家及术家，但又都有各家的成分在里面，但不能因此理解，他比儒、道、术、法都多一些东西。只能说经过他的“集大成”，各家的有机结构完全走了样，都不是本来的各家原貌。否则，他不可能自成一家。所以，关于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的传统说法根本靠不住，他事实上也不是法家，准确的说，他是一个被改造后的术家，他一生致力于建立一套阴森的统治术。
     这个统治术有一个最大的外相，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法家。司马迁没有把韩非子列入“商君列传”是有他的依据的，他大概认为，用法家来范围韩子太局小了点。但史迁把韩非传放在老子之后也不太准确，韩非的学术根底固然是道家的，但他回归不了道家。他的学术向外扩散，收不回去，他只有器用，没有道根，这是道家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庄子责惠施“逐物”于外，“悲夫”！这用在韩非子身上也非常适合。道家学术对于韩子而言也不过是拿来的工具，而且他对各家的态度都是如此。他有一个进化论的东西，在他的老师荀子那里，进化论是用来法“后王”的，法“后王”还讲一个不变的道统。韩非不同，他没有道统，进化论在他眼里恰恰成了无法无天的理论工具：没有什么固在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敬畏的神圣。道家打倒世间的圣人，韩非子应该心领神会，他不仅没有圣人，也没有天地外面的大道。所以，我说他是无法无天：在人间不法圣人，在自然不法天道；光杆司令一个，只有自己，只有工具，只有实用。照这个逻辑，他也没有“法”，的确如此，韩非子的“法”也是一个使用工具，他耐人寻味的批评商鞅，认为商鞅因为没有术，使得“法”不为君主专用。“专用”怎么讲？就是根据君主的喜好憎恶随便的解释法、应用法，这样，法的客观外在性也就没有了，它变成一个欲望的揉捏工具，还有什么独立的个性呢？韩非批评申不害的术势学术，认为申之术没有一个外在的法制的模样，所以，服不了众，欺不了人。要使“术”的使用毫无痕迹，就需要一个外在的法，使得暴君的个人喜好具有了公正的表面外装，这样君主的私心就被隐藏起来了。可以说，韩非因为“法”后面有一个“术”，所以他没有法；因为“术”外面有个“法”，所以他的术一下子变得艰深起来，深深的隐藏在“公正”的后面。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能说他是法家，商鞅的法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对上下都有约束。太子虔犯法，他“黥其师公贾”，就是在太子老师脸上纹了字。商君的法“行之四年，太子虔复犯约，劓之”，劓，就是割掉鼻子。连太子都不放过，好一个黑面包公，一点私情都不讲。“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是商君覆灭的根本原因。秦孝公死后，太子虔立，他们杀商鞅有个很好的借口，你不是讲法吗，我就法办了你。商鞅被告发为有谋反之心，搞得商鞅毫无办法，只好亡命出奔。《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的反应是很奇怪的，他喟然叹曰：“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这话是不是真的，我搞不清，也许是司马迁帮他叹气的，我想商君应该不会叹气。他怎么会全盘否定自己呢？这不可能！不管怎么说，这一叹气预示着法家的后来的发展是往朮家靠拢的，韩非子恰好是这样一个人！这预示着在专制的君主统治下，法不为上层服务又可以干什么呢？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期盼一个公正的客观法是不太现实的，商君太理想，所以他垮了。韩非子基本上把商君客观法的精神全丢了，他是顺着商君的叹气一路走过去，最终，客观外在的法在他那里全部覆灭。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看，韩非子对法家的改造意味深长。中国三大主流文化都对纯粹的外在客观性不太关注：最具有儒家客观性精神的《大学》就讲“有德此有人”，没有内在的德，外在的肉体的人根本毫无意义。道家不关心有形的外部世界，她宣扬在一种大精神中的内外无别，单独的外部世界没有意义，而且，逐物于外是道家最忌讳的；。佛家认为法相的世界根本不真实，甚至人本身作为法相世界也是要不得的；佛祖为什么要以身饲虎，就是因为要破除珍惜身体的恋“有”之心，把身体都舍了，还有什么不可丢弃的呢？韩非子暗合了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他破坏了法的客观性，只可惜他也没有什么内在的心性学术，他那个心性学术实在是讲不出口的。这就是荀子的人性恶。
     韩子讲人性恶与他的老师大大不同。归结起来有两点：荀子只是一般地提到人的本性为恶，并没有挖掘如何的恶。韩子不仅讲了，而且大大地发掘人性恶的不同表现。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有一个极端功利的思想在里头，他把人世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利”，连父子关系都不列外。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认为韩子因此“直面了人生”，我则以为此正是韩子的肤浅处！韩非子注意到世俗中的一个杀婴现象——留男不留女。他的结论是：生女孩对父母没有好处，所以杀了她，由此可见，父亲与男儿的关系是一种利害关系。不幸的是，韩非子只看到一个自然的世界，在儒家看来，那个杀掉的婴儿只是一个自然的人，父亲对她的利害取舍并不能说明后来的养育关系所建立的亲情关系。韩子没有看到人的世界，没有看到养育关系使得一开始某些父母选择子女的利害观念逐渐消退，而完全被另一种长期的相濡相沫的亲情关系所取代。儒家思想的精深处韩子可谓毫无领会。表面上看，韩子讲的话好像十分合理，譬如，他讲卖棺材的人希望人死，卖车子的人希望人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钱锺书也附合这一说法，说做医生的希望人生病，这似乎很难驳倒。就人作为一个个体而言，“恶”似乎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个体首先追求的是个体的生存，但个体何以可以追求个体生存，其前提是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个体作为一个单独的存在，可能时时“表现”为恶。但，作为“人”的整体存在，“恶”无法存在下去，甚至根本不可能有“恶”这一东西。卖车卖棺材的都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必须的自我分工，人要走的快一点，他要为自己做车子，他要掩埋自己的先辈，他要做棺材，这有什么“恶”呢？可是，人的类的整体性一旦瓦解，分裂为原子存在的个体时，类的深层存在很难显发出来，这样个体意识增强，好像只是个体存在才是最为真实，私心也就产生了。第二个不同是，荀子的人性恶回归到礼教的育化之中，荀子由此建立了礼教的必然性。韩子的功利观是向外开发的，他也非全然没有向内收束的东西，这个东西在韩子那里就是性恶与术。人之所以必然求利，在于人本性是恶毒的，所以他只会求利，并且他会用尽心思去求利。韩非没有任何东西去约束人性的恶，反而，他用法、术来助长人性的恶。他从老子那里学会了一套奇妙的自然观，他认为顺着人性恶，才可以使人的恶得到满足。他又非常奇怪的鼓吹人之间的相互批斗。照他的意思，人因为性恶，必然产生害人利己的举动，所以，人之间的窥伺、算计、谋害无时不在发生。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邻里无不因为厉害而相互利用、相互算计。如果想要在这种无处可躲的算计中立于不败之地，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懂得如何利用恩威厉害引导人性、用法术来左右人性，使之朝着向有益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同时必须明白，善不会因此而产生，所以，伺防之心不可一时或无。君主不能失去权柄，更不能没有控制、操纵权柄的能力。这个能力的核心就是“术”。这个“术”是向外追求、人性恶及极端功利主义必然结果。始皇驾崩，二世由于没有驾御权柄的术心，新政权很快的失去了控制，整个朝堂私斗公开化，没有人相信对方会存一丝恻隐之念。因为这个国家学术鼓励算计、鼓励谋杀。这样，一个朝堂，君臣上下鬼魅魍魉，全无人气，岂有不快快灭亡的！
    韩非子的学术在两个方面都具有破坏性：第一，他破坏了法家的客观理性主义，斩断了中国学术向客观性追求的可能走向。从这一点讲，他根本不是法家的继承人，谈不上什么法家的集大成者，他基本上断送了纯粹意义上的法家精神。其二，他毁灭了三代以来的儒家人文主义的传统。虽然，他还够不上罪魁祸首，但他无疑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家本来就有仇视儒家的传统，但到他这里，踵事增华，文化不但没有用处，而且还是祸害。所以，在有秦一代，社会结构很简单，上面是法与术，下面就是耕战，没有中间的过度层次，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外在的机器，没有内在于人心的文化去消融、调解它，没有文化的润滑剂，社会必然干枯而死。秦朝的迅速灭亡就是没有文化、没有人性，人，在这样的社会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并且是个时时需要防范的潜在的敌人而遭到严罚酷刑打压，整个社会因为缺少活力资源而枯竭败亡。
    因为不要文化，儒家的师道精神被丢到一边，懂得一两句法律条文的狱中小吏就可以为老师了，这叫做“以吏为师”。文化这个东西是蛊惑人心的，这家这样讲，那家那么讲，有什么标准？没有标准，还不是胡说！所以百家之学不过是胡说八道，扰乱视听，根本要不得！哪里象法律那么有标准，一颁布出来，清清楚楚，全国上下都不会搞错，这才代表真理，小吏的法律知识多，那还不可以做老师了！韩非子这种说法的严重影响就是文化的虚无主义，它直接造就了汉代第一代的流氓皇帝——刘邦。刘邦没有文化，也不要文化，他的广为人知的举止就是喜欢拿儒生的帽子当尿壶，顺手揭掉读书人帽子，当面就往里撒。不过他后来接受了儒家的文化，比项羽要强得多。据说，中国文化典籍的最大破坏者还说不上是始皇，他只是烧了民间的诗书，秦宫的书籍保存的好好的。项羽做了一个最大的坏事，就是一把火烧了秦宫，把国家图书馆也烧了，这火烧了一个多月，百家书籍就此荡然无存，只有少数大胆的藏书者用很隐蔽的方式藏了少量图书，大部分的书毁于这把火中。到了汉兴的时候，要读的儒家典籍已经没有了，只能靠记忆零散的记录下来，所以，汉朝也是假冒产品空前盛行的时代。为了获取巨额的赏金，书生们铤而走险，伪造先秦图书，搞得后代花很大精力用在辨伪考证上面。
    文化虚无主义很难断灭，“文化大革命”提出的口号就是向工农兵学习，没有反过来工农兵也可以向知识分子学习，这就与“以吏为师”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则是商品实用经济时代，一切东西都被打上了实用的痕迹，功利主义泛滥成灾。简单的说，这个时代只要马桶，不要图书，因为马桶可以坐着拉屎，能坐在图书上拉屎吗？图书对大多数人唯一的用处是：在“方便”之后，可以用它做一些善“后”的工作。
   此是我的2007年写的旧文，今年我做了很大修改，基本观点没有发生改变，新改的不放入此文中。访谈2010年9月28日记。

[此贴被访谈于2010-9-28 8:12:4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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