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笔精墨妙的敦煌书法

笔精墨妙的敦煌书法作者：郑培亮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重新面世，石破天惊，举世瞩目。敦煌石窟以及从石窟出土的大量敦煌遗书是人类文化史上罕有的宝贵遗产，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争相研究，成果累累，形成了新兴的世界性的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遗书包括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及少量印本，还有官私文书等。出土后很快被各国的文化盗贼捆载而去，流散到世界各地。目前有四个最大的庋藏地：北京图书馆藏16000号左右；英国图书馆讫1991年8月编至13677号；法国国立图书馆约7000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约18000号。此外，日本、丹麦等国也有一些藏品，中国各地还有多处藏地，估计数量在五万卷以上。敦煌遗书的内容涉及范围也相当广泛，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为我国各种学术研究提供了大批极其珍贵的资料。时代最早的有纪年的卷子是前秦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的是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历时近七个世纪。数量巨大的敦煌写本，对中国书法史的研究而言，可谓是无比丰富的宝藏，它以清晰的笔迹反映、记载了这一漫长时期文字与书法的演进过程。本期介绍的几幅作品，选自饶宗颐先生的《敦煌书法丛刊》，在敦煌写卷行草书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图1《受菩萨戒文》。在唐代慧沼的《劝发菩提心集》下卷中题为《大唐三藏法师传西域正法藏受菩萨戒法》，是三藏法师玄奘传入中国的。慧沼，俗姓刘，名玄，彭城人，淄州大云寺僧。曾跟从窥基法师学习因明，参加了义净、菩提流志等在崇福寺举行的翻译《大宝积经》的活动。著有《法华玄赞义决》一卷。开元二年714年圆寂，其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四。这个写卷行草间杂，运笔灵活，圆转内敛，笔法变化丰富，姿态飞动，风姿绰约，气势充盈。武后新字也用草书写法夹杂其间，例如： （日）、 （月）、 （天）、 （年）等字。武后时期的草书墨迹留存极其稀少，这件经卷不仅记录了当时的书写形态，而且使我们看到了武后时期新字体的应用，因此弥足珍贵。图2是《传法宝纪并序》。敦煌出土的《传法宝纪》写卷共三件，除了这一件P2634外，还有P3559和P3858。这件写卷首题为“传法宝纪并序，京兆□（杜）胐字典方明撰”，这个杜胐究竟是何人？有很多人撰写文章来考证。饶宗颐先生断定作品的撰写在神龙（公元705—707）以后，“世”字缺笔似乎也能证明。从书法上看，这件作品以结体疏朗、用笔稳健，如若将其与楮遂良《大字阴符经》（传）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多有相同之处。图3是《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六》。敦煌遗书中的《法华经玄赞》不止一件，这件P2176很长，首尾完整，卷首缺损不多，全文见于《大正大藏经》。《妙法莲华经玄赞》是唐代的窥基法师撰写的，窥基法师俗姓尉迟，永淳元年（682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51岁，事见《宋高僧传》卷四《义解篇》第二，他的父亲尉迟敬宗是松州都督，（尉迟敬德是他的父辈）。他的弟子慧沼著有《法华玄赞》。东京的书道博物馆藏有《法华玄赞》二卷，一为卷四，一为卷七，其中卷七末尾题“天十二载七月廿二日夜彦时记”，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正月，改“年”为“载”，这个“天十二载”当为“天宝十二载”，即公元753年。全文均用草书书写，使转自如，笔法细腻，草法娴熟，兼有章草意味。图4为《书仪》。所谓“书仪”，是供人们写作书信公文时参考的文范，在敦煌遗书中存有一百余号，近年来对书仪的研究成果颇多。书仪的著述，从南朝刘宋时代以后开始，《隋书·经籍志》史部仪注类就著录了谢元（谢灵运从弟）《内外书仪》四卷、蔡超《书仪》二卷、王俭《吊答仪》十卷、王弘《书仪》十卷、王俭《吉书仪》二卷等。书仪可分为三种类型：1、《朋友书仪》，存十余号，内容与传世西晋索靖《月仪帖》、唐人真草两体《月仪帖》相近，主体是按月叙朋友往还之情的信札，月别一至二种，中心内容是叙离别之情，全部骈文，用典较多，文字优美，有较强的感染力，典故下的双行小注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此种书仪是敦煌本书仪中最早的形态。2、《吉凶书仪》，存六十余号，是一种综合类书仪。一般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作者或“新集”者的序；第二部分为吉仪，收表、状、启等公务往来的官牍文范，门风礼教、节日庆赏、婚礼仪注，亲族及朋友往来书札文范；第三部分为凶仪，收天子至庶人各种凶仪场合的书牍、仪注、服图、冥婚仪式等。此类书仪流行的时间最长，演化的趋势则是由繁至简。3、表状笺启类书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书仪，存三十余号。此类书仪原无统一书题，因多数文字为官场中上下左右应酬往来的书状反问。多枯燥乏味的套话，但在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是在《吉凶书仪》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流行于中晚唐至五代时期。该卷《释氏书仪》虽字形微小，但仔细察看，笔法精妙，无懈怠之处，从中可窥见古人习字功力之深。图5是《沙州儭司福集等状》，编号为P2638。全文被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收录。首行题为“儭司教授福集法律（金光和写，上金下光）定法律愿清等状”，有三名僧官的署名。从状文的内容看，是后唐长兴四年癸巳（933年）到清泰三年丙申（936年）三年间各种布施的会计帐簿。“儭司”是都司管理布施所得物的机构，归义军时期，属河西都僧统领导。儭司，除选派的执掌僧外，还设有监儭、支儭和尚，负责监督分配。儭司的执掌僧要结算收支帐目，当众算会通过，再上报都僧统审批备案。P2638就是这样一份公文。状文中反复出现的“甘州天公主”即曹议金的夫人回鹘圣天公主，在榆林窟第10号的题记中被称作“北方大回鹘国圣天公主李氏”的就是。该状字迹工整，用笔简洁，造型稳重，方中略扁，北魏墓志多有这类风格类型，说明这其中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敦煌艺术，学者们往往更加关注其地域性特征，其实敦煌书法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密切的。汉魏以及南北朝的敦煌由于特殊的地理关系，一直拥有浓厚的学术与艺术氛围。陈寅恪先生说：“河陇一域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两点……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即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与隋唐文化学术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汉魏时期的张芝和索靖不仅名扬敦煌，而且在全国也是一流的书家，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众多的习书者。而索氏、张氏都是敦煌的大族，在当时据有很高的文化地位，而且敦煌的世家大族之间互相通婚，能够长久的、牢固的维持着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他们的书法，都以草书著称，并以师承家风为特点得以长久的延续。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乱不息，不利于文化的发展与延续，但是，此时的敦煌却得天独厚，由于地理之便，战争波及较少，较为完整的保持了原有的文化生态，使得传统的书法艺术继续发扬光大。加上战乱时期各地人士避难于此，导致原有文化与新文化的融合与再生，更为书法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至隋唐，敦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所以，从汉魏到隋唐，敦煌一直是汉文化的隆盛之地。今天所见敦煌数件行草书作品，在慨叹其精美的同时，不能不意识到作品文字以外所蕴涵的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从敦煌写经卷子的题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抄经者身份各异，他们之间有书手、僧人与写经生，也有普通的民众与文人，其中不乏名家抄经。书手，有出自台省的专业抄书人，如敦煌存经中明言佐书坊楷书手萧敬、门下省书手袁元哲、秘书省楷书手孙玄奭、弘文馆楷书手成公道等，但大多数未署名的则是出自临时雇佣的善书士人。僧人抄经，大都出自寺院中低层的僧众，大都不见署名，传世可见署名的遗迹极其少见，敦煌发现的有灵晖《大乘起信论》、道斌《金光明经》、普遵《金刚般若经旨赞》、明照《瑜伽师地论》诸手迹。经生，即以写经为职业的人员，一般都是善书的士人，这些知识分子没有取得功名，只好以写儒、释、道三教经典为生。经生书法多有可观者，并为后人所重。《宣和书谱》卷五便记载经生杨庭，说他“作得楷法之妙，长寿间，为辈流推许”，又说：“唐书法至经生自成一律，其间固有超绝者，便为名书，如庭书，是亦有可观者。”象唐末经生奚虚己、胡季良，笔迹不在名满天下的王行满、欧阳通之下，但是经生的社会地位不高，常为后人遗忘，清末著名学者叶昌炽对经生书法十分推重，常为他们鸣不平，他在自己的石刻学名著《语石》中大力推崇这些经生的书法，并且认为今天的学书者应当向他们学习。叶氏的高度赞美并非有意夸张，这些默默无闻的经生确实创造出了一件件令人惊叹的艺术精品。他们为了维持生计，成年累月、不问寒暑的抄写经卷，这种看起来与审美活动根本无关的抄经劳动，使他们练就了一手足以与名家书法家相媲美的功力，加之抄写经书本身是一种积累功德的行为，他们把抄经看作一种修行，所以抛弃了创作的功利思想，心怀虔诚，将精妙的笔法、平和的心态与静穆的宗教气息不自觉的融为一体。唐代写经多为楷书，草书较少。写经又有渐式、顿式两种。所谓“渐式”，即数日书写，又叫“渐书”或“渐写”；所谓“顿式”，又名顿经，即一日书，往往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所见草书经，多出顿式。（见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2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唐人的写经作品与当时上层社会所认可的审美风格非常接近，与我们平时惯见的“民间书法”的逸笔草草似乎并不相同，而是有着普遍相近的风格特征，这是由于抄写经书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因此有人认为，经生的写经应该另成一体，称为“写经体”，也未尝不可。需要说明的是，写经书法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经典作品没有截然的界限，像北魏与隋唐的一些墓志、智永的《千字文》都是写经的风格，就连颜真卿的《多宝塔》也是受到经书风格的影响，因此，把那些因为没有书家姓名或书写者地位低下，而不论其水平的高低，统一划归到“民间书法”的做法并不恰当。